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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典型的双职工的孩子。一到寒暑假，忙碌的爸妈总是把我送去奶奶或外婆家。我童年时有关假期的很多美好记忆都和她们有关。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升入寄宿制高中，又去北京上大学，回家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而尽管我会在寒暑假期回到汉中，我也似乎无法恢复到小城的平稳的节奏：想做的事情太多，我必须把时间分成若干等份：A部分写学校布置的作业，B部分学英语，C部分考驾照，D部分是和同学聚会出游……时间的总量捉襟见肘的时候，我总是最先牺牲那些与奶奶和外婆相处的日子。曾经在一个月里，我能花二十多天去陪伴他们，但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三或四。我有时候会感到有些抱歉：当爸妈因为担负着整个家的运转，而难免忽视奶奶和外婆的精神需求的时候，作为孙辈不是太忙的我，却也没有陪伴在她们身边。这种歉意在妈妈批评外婆天天甘愿被卖保健品的人骗的时候达到顶峰——毕竟我还小的时候，外婆从来没有信过他们。
有时候我会反思，或许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潜意识里的有恃无恐：奶奶和外婆身体都很健朗，我只要想看她们，就总是能见到的，那么似乎就不用急于此时。但这个假期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疫情“放开”让作为大学生的我而欢呼，但任何决策都有两面性，回到四线小城的我意识到，欢呼之外还有沉默的另一面：新冠感染潮对薄弱的基层形成猛烈而直接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是亲人不可承受之重。比如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寒假，见我的奶奶和外婆，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让我无奈的是，奶奶和外婆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范本，却又以非常吊诡的方式殊途同归：外婆在12月22日摔了一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但在感染潮最严重的时候，外婆搬进病房的第二天就感染了新冠病毒。自此，外婆主动请护工照顾她，而不让子女去照顾她，尤其“命令”我不准去看她。尽管我在电话里告诉她，我在北京已经阳过了，她也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北京和汉中的毒株不一样云云。她把医院比作“毒窝”，吓唬我一去就会复阳。我很少看到外婆这么坚决的时刻，不得不作罢。相比之下，奶奶是幸运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感染。但正因如此，我们倒更为担心：害怕回去会让奶奶感染。
我明白，爱在瘟疫蔓延时，会以不见面的形式呈现：无论外婆害怕我去见她，还是我害怕我见到奶奶，背后都蕴含着对对方健康的关怀。但我还是会有忍不住想见奶奶和外婆的时刻。在那样的瞬间，我才真切地感受到那句“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在无法见面的日子里，我总是给他们打电话。我学新闻传播专业，总是在歌颂通讯技术的进步带给我们的便利，但只有自己深入到真实生活的时候，我才会对此产生强烈的不满足的情绪：一方面，即使能够通话成功，我们依然无法像面对面交流那样感受到对方，总觉得中间存在一层障壁；而另一方面，我们课堂上学的“数字鸿沟”“信息中下阶层”，这些强调不平等的概念就这样在我的奶奶和外婆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奶奶会视频电话，但不知道wifi、流量热点是什么，也不知道摄像头怎么摆最好，每次通话的时候她那边都呈现出卡顿的残影状态；而外婆连微信也不会用，每次打电话时，我只能凭借她的声音是否中气十足来判断她的病情状况。她至今打电话的方式仍然是“一键拨号”——那是我上初中时第一次帮外婆设置的，当时的我把自己的号码设置成了长按“1”，外婆一直都记着。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大年二十九，第一波感染高峰暂时已过。我一直问爸妈，能不能回奶奶家吃年夜饭。奶奶当然是愿意的。在她的子女们商量了整整半天以后，还是计划在除夕夜上门吃个简单的年夜饭，然后尽量早地离开，将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外婆还在医院里，但她说她会和病房的姐妹们一起过年，我也打算明天“全副武装”地去见见她——“放开”后的第一个假期，我终于将以一种简陋的方式与奶奶和外婆相见。
但我更期待着疫情完全结束之后的日子，那时回来的我，会更珍惜和奶奶和外婆相处的日子：像小时候一样和她们一起买菜，教她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我相信这样的日子终将到来。疫情是一场浩劫，但它教会我的是，那些被我们认为一直在延续的“日常”，是这样的无常，会被任何一个类似的突发事件打碎。我们朝夕相伴的亲人、习以为常的一切，原来都需要被我们珍重。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